九十年代以降接受內涵及特色

我們看完1980~1989 年間「文學自覺觀念」接受狀況之後，自 1990 年代開始，整個時代氛圍眾聲喧嘩，引用「文學自覺觀念」的比例可 謂更多、更廣，並且在前一階段的努力之後，各方面研究著作、期刊，

發表的數量又較前兩個時期要多出數倍之多，一股強健的、生機蓬勃 的發展態勢抬頭了，這十年之間在學術生產與學術交流的活力都是驚 人地活躍。

另一方面由於論述的多音化，各種中西文化思潮、本土化等雜沓 的觀點如潮水般洶湧一波又一波凶猛的浪頭襲面而來，研究者或奮力 與之對抗，或熱情擁抱的同時，更加深了他們體悟知識建構的相對性，

沒有甚麼是絕對性的權威，在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混雜又尷尬的處境 中，感到一種需要拉開距離，更客觀、冷靜的判斷力，也因此他們在 方法上、認知上增添了一份後設性批判的警悟，其不論在問題意識、

觀念、名詞更勉力以求更符合科學化的定義與說明了。

因此，在這種時代漩渦之中，我們尤其應當注意在「文學自覺觀 念」接受過程當中也出現了內部異質的探詢與反詰，展現了典範的籠 罩效力有其侷限性下的新探尋。張少康先生曾說：「自魯迅在《魏晉風 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提出來後，現在已為各種文學史和 批評史所通用，凡論及此一問題的文章也大都沿用這個觀點，似乎已 成確鑿無疑的定論……」；李文初也說：「我國歷史上『文學的自覺時 代』究竟始於何時？這個問題，自魯迅先生標舉『魏晉』說之後，學 術界少有異議。這種共識大約維持了六十年，至20 世紀才有另立新說 的嘗試。」

任何論述使用久了，不免令人懷疑其中是否能靠近真知、回歸歷 史，因此檢討本身帶有強烈重估價值的意味。特別從1990 年為起點，

此時期不少研究者都對於「文學自覺觀念」正式地提出了個人之反省 與檢討，這使得「魏晉之際為文學自覺時代的強固性」漸漸地呈現鬆 動的傾向，顯示出研究主體本身的主體性越益活躍，不滿足於傳統步 調，一味的累積成果，而針對隱性學術思維模式有所反省，正因為有 反省才有進步，而這眾多不同的聲音往往更促進了、深化了研究的品 質。

而其中，我們發現對於「文學自覺觀念」的檢討中，可分為兩種 態度，一種是非自覺性、一種是自覺性的；一種並不是刻意挑戰此觀 念，而是在自我研究的領域提出商榷此觀念的可能；一種是以問題意 識的角度針對此觀念加以解構，要求重新檢討對此觀念的既定認知；

前者的其態度是較為溫和的：或將文學自覺的發萌推及漢代（康金 聲），或試圖為「文學自覺的發生」尋找原因¹¹，或不再將兩漢與魏晉

11 1998 年韓格平先生《建安七子綜論》頁 29：「魯迅先生在評述『漢末魏初』的文學風貌時指出：

『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 而藝術的一派』（《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那麼，何為文學的自覺呢？我們認 為，至少應當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注重突出文學的藝術美，給人非功利的審美愉

之間的文學視為一種絕對的斷裂（許結先生、趙敏俐先生）；後者則較 言之鑿鑿，提出不少令人信服的反詰，或「不單純地滿足於魏晉時期 文學特殊性的強調」（龔鵬程先生、侯杰錩先生），還有對前此的論述 加以反省探討者（曾守正先生、顧昕先生、孫明君先生），以及對文學 自覺諸問題有所注意闡說者（如李文初先生）。但是還是要說明的是，

此時期的接受面向是多樣性的，傳統的路向到此時期大有人在（羅立 乾先生、錢志熙先生）。以下就來看看此時期的接受狀況。

1990 年齊文舉先生〈文學的自覺時代〉一文當中開頭便說：「所 謂中國文學的自覺，是半個世紀以前的舊命題。但這一命題的具體內 容，諸如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究竟從甚麼時候開始，其歷史前提怎樣，

在觀念上都有哪些反映，迄今還是問題。」（頁1）道盡關注文學自覺 觀念此一命題的必要性；1998 年李建中《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更說：

「在中國古代文學的上下文中，魏晉文學的真正魅力何在？人的覺 醒，文的自覺？五言騰躍，志深筆長？從曹操之梗概，到陶潛之沖淡？

這些既定的結論，自然是不錯的。若換一種眼光，用人格心理學的方 法重新解讀魏晉文學，便會有新的發現。」（頁5）提倡用另一種眼光 重新解讀魏晉文學，更是別出新裁。

特別是研究漢代文學的前輩學人，已經從一種內在理路的相互呼 應，來看待「文學自覺的發生」。¹²許結先生《漢代文學思想史》：「漢

悅。也就是說，文學不再作為政治或哲學的附庸，而是以其相對獨立存在的特有的藝術美感作 用於社會。其二，注重突出作品的主體人格，給人以超乎世俗的精神感受。也就是說，文學不 僅僅要真實地再現生活，更要通過作者主體人格的展示，倡導一種更高的生活理解與人生追 求。從這一點上說，文學的自覺，要求其具有飽含著作者獨特生活感受的鮮明的個性特徵。」

12 不過堅持傳統意見的仍有之。1997 年詹福瑞先生《中古文學理論範疇》頁 3：「中國古代文學 一直以詩文為正宗，言志抒情性作品占文學的主流……尤其是中古時期，所謂文學，主要指詩 文。詩文，在中古時期統稱為『文』或『文章』，以示和儒家經書及史書的區別。文、文章的 屬性，除了其言志抒情的功能外，還決定於它的形式，即漢語言文字的辭藻、語言結構、聲韻

末學術思想中有關『名實』、『本末』、『才性』問題的討論，同以社會 批判的形態促進文學思想趨向自覺。……由名實問題而產生的『崇實 觀』，由才性問題而產生的『才情』觀，實為漢末社會批判思潮之三大 理論支柱，對人文的覺醒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頁376）；「『蓋文 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語雖出自曹丕《典論•論文》，從理論 上開啟了魏晉『文學的自覺時代』，但從理論源於創作實踐的觀念出 發，這種文學理論的自覺同樣是漢末文學創作催促下文學觀念覺醒的 結果。」（頁406）；「曹丕對漢代政教文學觀的突破，對魏晉文學思想 的自覺均有著劃時代的卓越貢獻。但同樣不能忽略，建安時代文學之 自覺也是有限度的……在曹丕執政以後，他便強調『儒通經術』……

而其時創作也出現了平庸的貴族化傾向。同時漢末文人創作理論的矛 盾，在曹植身上亦有明顯體現……這種矛盾雖已屬魏晉時代初期的文 學理論現象，然其與漢代文學思想的關連，以及文學觀念衍變的多元 性特徵，也於此可見。」（頁406）

許結先生呼應「文學自覺發生之歷史前提」的探討，不像以往文 學自覺觀念的接受者，總將「文學自覺的發生」視為文學史上的「突

屬性的理論範疇。中古時期，是文學的自覺時期。文學的自覺，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於美文的 自覺。」；1998 年王銘惠《魏晉詩歌悲怨意識之研究》：魏晉詩歌帶有濃厚之「悲怨意識」，其 原因大致可分為兩方面，一是文學史上之原因，因為魏晉時期正逢文學自覺之時代，文學已漸 漸脫離「載道」的附屬地位，有了自己的生命。既然文學有了自己的生命，詩人忠實自己的感 覺，抒發出自己誠摯的情感，所寫出來的詩作便帶有濃厚的個人情感，而這些個人情感之作大 多都帶有悲怨意識之色彩。1999 年黃偉倫《六朝玄言詩研究》：「「魏晉南北朝雖然是個政治混 亂、民生痛苦的動蕩時代，然而卻因著政權替換與戰亂的頻仍，由政治一元的破碎、經濟一元、

精神價值一元的破碎，在一個穩定結構的解體中，提供並孕育了後來中國文化多元開放的發展 基礎。就專以詩歌一項來說，由『文學自覺』及其獨立生命的取得，詩歌的創作意識不再以世 教風化為蘄向，個體的感懷益顯，緣情的成份加重，於是環繞主體為中心的各種題材，蜂出並 作……而題材的開拓、修辭的捶煉、形式的運用、聲律的講求，俱在中國詩歌的發展史上標誌 著一定的里程意義，如果說李唐詩歌是中國詩歌上的一個黃金時代，而其之所以能發皇鼎盛於 後，亦必有待於六朝詩歌的醞釀於前。」

變」躍進，彷彿是一夕間完成的劇烈版塊重組過後的新面貌，或突起 的造山運動。強調「漢代文化」與「文學自覺」的傳承性，由漢代文 學思想的脈絡切入，則重寫了向來論者將魏晉和兩漢之間視為絕對斷 裂的邏輯。

1990 年林師啟屏《孔孟文學觀念中的道德反省及其意義》中亦以 漢代目錄之分類，說明文學自覺觀念應始於漢代：「《七略》的完成，

代表了中國目錄學上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因為《七略》是中 國第一部較有系統的圖書分類的書。其對『文類』的影響，乃在於對 圖書分類時必須依『性質』的不同而分，因此使文學獨立的自覺開始 出現。關於這段史實，《隋書•經籍志》有一段精簡的描述……此處很 清楚地指出東漢時候『別集』名稱開始出現，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要『觀 其體勢而見其心靈』，這就說明瞭『別集』的產生，代表了文學從廣泛 的定義，走向獨立的方向，而且是以作者的『情志』為主，脫離了以

『思想』為主的專門著作。當然造成文學的自覺就是前述由於作品增 多，勢必加以分類所產生的結果。另外此處所謂的『文學的自覺』所 強調是以『純文學』而發的，可是事實上在中國文學史的演變過程中，

『思想』為主的專門著作。當然造成文學的自覺就是前述由於作品增 多，勢必加以分類所產生的結果。另外此處所謂的『文學的自覺』所 強調是以『純文學』而發的，可是事實上在中國文學史的演變過程中，